<p>　　作者：彭希贤</p>


<p>　　萨迦寺作为中国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最早在1073年由贡却杰布建立。近千年来，寺庙规模几经扩建，是西藏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寺庙之一。</p>


<p>　　从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北上与蒙古皇子阔端进行凉州会谈，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到五祖八思巴在忽必烈时期以帝师之尊助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治理，长久以来，萨迦派在西藏稳定和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p>


<p>　　由故宫博物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萨迦寺寺庙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午门正殿及东雁翅楼展厅展出。展览精选200余件珍贵文物，展现萨迦寺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传统，生动诠释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展期持续至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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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千年历史沉淀珍贵典籍</p>


<p>　　萨迦寺坐落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县城北的仲曲河畔，背靠温波山。1073年，贡却杰布于此建立萨迦北寺；1268年，八思巴又命本钦(元代西藏官职)释迦仁钦于仲曲河南岸之平台上修建南寺。如今，北寺在历史变迁中已被摧毁大半，仅存遗址，而南寺保存相对完整，有高大的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外墙涂灰、红、白三色。灰色代表力量，红色代表智慧，白色代表慈悲，这是萨迦派寺庙的独特标志。</p>


<p>　　元代以降，萨迦派发展迅速，人才辈出，在整个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均具有深远的影响。萨迦派以家族血脉传承法统，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不同，其中以初创时期的萨迦五祖地位最高。展厅中，来自西藏山南市敏珠林寺的萨迦初祖萨钦·贡噶宁波和三祖扎巴坚赞造像庄重威严。造像采用鎏金铜片捶揲工艺分段成形，后经组装而成，将两位祖师的身体轮廓表现得栩栩如生。</p>


<p>　　展品“萨迦祖师三尊像”唐卡特别引人注目，画面中心的主尊为大成就者那若巴，为瑜伽士装扮，周围环列四任萨迦法王。唐卡用色淡雅，青绿山水与透明头光的画法显示出受到中原绘画风格影响。</p>


<p>　　萨迦派一贯重视对佛教经典的整理、抄录和收藏。自13世纪萨迦南寺肇建以来，历代萨迦法王和学者系统整理并缮写了众多典籍，其中以藏文《大藏经》《般若经》等为主，它们主要保存于萨迦南寺主殿内的后墙木质书架上。</p>


<p>　　日积月累，萨迦寺经书收藏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巨大的经书墙。这面经书墙高约10米，长达60余米，存有经书8.4万余卷。萨迦寺因此也被称为“雪域敦煌”。这些典籍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萨迦寺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p>


<p>　　此次展览上，部分珍贵经书得以展出。其中，《放光般若经》卷四开头印有汉传佛教中护法神王像。据题记记载，该经于元宪宗时期在燕京(今北京)印造，原为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覆刻本《赵城金藏》中的残本。该经卷曾长期藏于萨迦寺，后入藏西藏博物馆。一部汉传佛教经典几经流转，最终传入青藏高原腹地，体现了各民族之间持续的交流与融合。</p>


<p>　　助力“九州一统”</p>


<p>　　1247年，时任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皇子阔端之邀，带领两个侄子恰那多吉和八思巴一起远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进行会谈，最终达成和平统一的协议，史称“凉州会盟”。此次会谈开启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为西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p>


<p>　　展览现场展出的《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和《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收录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手抄本。两部文书是实证“凉州会盟”后西藏地方成为元代中央所辖行政区域的重要政治文献。</p>


<p>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圆寂之后，其侄八思巴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先后被赐封国师、大元帝师、大宝法王等，在元朝的总制院以及后来的宣政院之下参与西藏事务管理。关于八思巴与忽必烈之间的交往，一个重要物证便是展览中的“萨”字印。据《萨迦世系史》载，在法王八思巴19岁的阴水牛年(1253年)新年时，薛禅汗(忽必烈)请求传授灌顶，并赐给八思巴刻有“萨”字的印章。此外，忽必烈还赐予其大量珍宝，足见他对于与八思巴之间关系的重视。</p>


<p>　　此后，以萨迦派占据主导的藏传佛教信仰在元宫廷中广为传播。桑杰贝为元朝第七任帝师。展品桑杰贝帝师印上刻龙钮，下为篆书阳刻八思巴文“桑杰贝帝师”，形制与文字上融合了蒙古、汉、藏三种文化和艺术风格，体现了元代在多民族交融中维系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p>


<p>　　展品元文宗御容像唐卡则描绘了元文宗皇帝头戴密教法帽、双手持铃杵修行打坐的场景，成为西藏地方留传下来的元代皇帝御容像珍贵遗物。</p>


<p>　　元朝末年，萨迦派的地位逐渐衰弱。直至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传召贡嘎扎西进京，并封其为大乘法王，萨迦派的影响才又一次在宫廷中扩大，呈现出中兴之势。展品中的一幅18世纪唐卡描绘了大乘法王为明成祖灌顶并受赐印的场景。大乘法王的受封巩固了萨迦派在明朝的地位，也使其成为在明代与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并列的藏传佛教重要领袖。展品中，明武宗给乌思藏(元明时期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大乘法王的一道敕谕，实证了明中央王朝封授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并对其进行管辖的史实。</p>


<p>　　可以说，元代中央王朝以萨迦派联结起整个西藏，为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清之际，尽管萨迦派地位式微，但大乘法王等高僧的出现，表明萨迦派仍然在边疆的稳固和汉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p>


<p>　　艺术风格彰显文化交融</p>


<p>　　萨迦寺的艺术，以绘画、铜造像以及宗教舞蹈最具特色。萨迦寺早期绘画艺术受南亚与喜马拉雅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较多。至16世纪，因受西藏中部广泛流行的勉唐画派和钦孜画派影响，萨迦寺绘画逐渐走上了本土化发展之路，其绘画风气为之一变。</p>


<p>　　展品中，唐卡萨迦班智达像底色以红色为主，主尊呈四分之三面坐姿等，体现出尼泊尔艺术对当时唐卡画风的影响。一组罗汉画唐卡则展现了汉藏艺术风格的交融。罗汉画唐卡一套两幅，构图规整，采用分层排列的方式，每幅中将九位尊者分作三排均匀布置。画面背景以层叠的蓝绿山水为主，并辅以花木与瑞兽形象，其表现技法可追溯至中原青绿山水画传统。装裱边沿处有织物款识，“江南张德南本机自织”，表明该唐卡装裱用的丝织品产自江南地区，由“张德南”本人或其织坊采用自家织机织造而成。</p>


<p>　　展览展出的一尊15世纪的菩萨造像，表情恬静柔美，蓝色高发髻外罩铜鎏金覆钵状发饰，五叶花形冠繁复华丽，宽项链独具特点。这是萨迦寺造像艺术受到尼泊尔艺术影响的代表作之一。同时，萨迦寺造像更吸收了中原造像的风格与技艺。展品红漆六字观音，周身施红漆，头戴五叶宝冠，正面双手于胸前合十施礼敬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莲花，具有西藏标准的四臂观音特征，且带有明显中原造像风格。</p>


<p>　　展品明永乐白釉僧帽瓷壶，釉质洁白细腻，莹润如玉，永乐白釉有“甜白釉”之称。这件僧帽瓷壶有后配制的铜内胆，胆口呈多孔花口形，可作插花花器使用。清代持续烧造僧帽壶，僧帽壶在西藏多用于藏传佛教法事活动，在清代宫廷中却是重要的陈设器之一。同类器物，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功用，这也是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物证。</p>


<p>　　千年古刹，必有珍藏。萨迦寺的收藏数量之丰，令人叹为观止。自11世纪起，西藏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西藏先贤不辞辛劳，远赴印度与喜马拉雅地区求法、巡礼佛教圣地；与此同时，印度和尼泊尔的高僧受邀前来西藏传法，萨迦寺因此汇集了来自喜马拉雅山地区周围邻国的唐卡、造像、法器等各类珍藏。从古朴的勃律造像到璀璨的波罗艺术品，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早期收藏品反映了萨迦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不仅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影响力广及喜马拉雅山两侧的见证，亦体现出萨迦寺艺术发展的开放与包容。</p>


<p>　　百川汇海，和合共生。此次展览以“万法归一”为魂，展现萨迦派在13世纪关键历史节点促进民族融合的卓越贡献；以“文化与艺术”为脉，呈现萨迦寺千年积淀中兼收并蓄的创造智慧。每一件文物都凝结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写下生动注脚。</p>


<p>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