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美东时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公告，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b)条启动调查，审查“一些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是否存在所谓“长期、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评估相关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及市场行为是否对美国制造业和贸易造成不利影响。美方在公告中声称，一些经济体在政府补贴、政策性融资、国有企业扩张等因素推动下持续扩大产能，即便产能利用率不高、企业盈利能力有限，仍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制造业长期过度生产，并通过出口形成持续贸易顺差，而美国往往成为这些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次针对产业竞争问题的贸易调查，但从制度逻辑和历史实践来看，其实质仍是美国利用国内法工具干预国际贸易竞争、维护自身产业优势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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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月13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世界经济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生产和消费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供需匹配和调节。如果各国生产只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就不会有跨境贸易。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过剩”的标签。</p>


<p>　　所谓“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至第310条的统称。经过数十年的制度演变，“301条款”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单边贸易制裁体系。这些制度安排使美国政府可以在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之外，通过国内法律直接对他国实施贸易限制，从而将国内法工具外溢到国际市场竞争之中。</p>


<p>　　然而，从国际经贸规则角度看，这种单边做法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冲突。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国际贸易争端原则上应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而不是由单一国家依据国内法作出裁决并实施制裁。当美国以国内法为依据直接对他国商品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时，实际上形成了“国内法凌驾国际规则”的制度逻辑，这不仅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也增加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p>


<p>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还不断将贸易工具与政治议题结合使用。所谓“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等立法，将贸易政策与人权议题相捆绑，扩大贸易限制范围。此次美国启动的所谓“产能过剩”调查，也反映出类似的政策逻辑。事实上，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产能过剩”往往被当作贸易保护的重要政策叙事。当某些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形成规模优势或成本优势时，一些发达经济体往往通过贸易调查、关税措施等工具进行政策回应。从钢铁到光伏，再到新能源产业，这一逻辑在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屡见不鲜。</p>


<p>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趋势正在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国际贸易体系长期以来建立在公平竞争原则之上，而公平竞争原则本身也是现代竞争法制度的重要基础。19世纪工业化时期，各国逐步建立竞争法制度，以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便被普遍视为现代竞争法体系的起点，其核心目标正是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开放性。</p>


<p>　　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正处于新的调整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以及贸易议题的政治化趋势，都使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从“301条款”到所谓“产能过剩”调查，再到相关贸易限制措施，一系列政策动向表明，部分发达经济体正在更加频繁地运用单边工具干预国际产业竞争。</p>


<p>　　在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尤为重要。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解决贸易摩擦、维护全球市场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如何在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护规则导向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p>


<p>　　从长远看，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离不开规则共识与制度约束。单边贸易工具的频繁使用不仅难以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削弱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仍然是推动国际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p>


<p>　　(作者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 任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青年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关照宇)